左:張可宗;右:周普生(資料圖)
左:譚昆山;右:李守義(資料圖)

左:盧慶貽;右:粟駿(資料圖)
左:陳楚軍;右:王飛黃(資料圖)
  老兵故事再現抗日曆史
  記住他們就是記住歷史
  本報首席記者 朱春先 文/圖
  抗戰老兵,他們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,擔當起了保家衛國的責任,用鮮血抵禦外辱。從2010年開始,《法制周報》記者通過走訪全國各地健在的抗戰老兵,挖掘了他們當年英勇抗日的故事,搶救留存了抗戰老兵的口述歷史。
  近40位老兵的抗戰回憶,真實還原了戰場上日軍的凶殘與抗日戰士的英勇,真實的浴血抗日故事感動著後來人,如今這些口述史也成為了重要的歷史文物。
  在舉國紀念“七七事變”77周年之際,本報以圖文互動的方式,擷取最具代表性的幾位抗戰老兵的鐵血抗日曆史,再現當年的感人瞬間。
  大刀英雄張可宗:一天砍殺8名日本兵
  張可宗
  採訪時間/ 2010年3月3日
  近況/ 於2012年4月15日去世
  七七事變爆發前,張可宗是二十九軍一三二師二十八旅六八四團團長韓永順的隨從,駐扎河間府,其主要任務是負責傳達上級的命令。張可宗所在部隊是後來令日軍聞之色變的大刀團,曾熱播的電視劇《大刀》,就是根據當時的那段歷史改編的。“父親那個時候打仗,都是一手拿槍,一手拿刀”,張可宗的兒子張家衛,在2010年陪同父親接受《法制周報》記者採訪時自豪地說。
  1937年7月7日,盧溝橋事變爆發後,駐防河間的一三二師奉命開赴北京南苑作戰。7月28日,張可宗所在旅由師長趙登禹帶領,從河間開往靜海縣,在滄州麻場姚馬渡小藥鋪與敵人交火,“趙登禹師長帶頭扛著大刀沖向敵人,團長則一把搶走我的大刀,緊跟師長衝鋒。我自己還背著一柄大刀,提著兩支手槍在後保護團長。”張可宗回憶說,這場戰鬥一直打到夜裡10時,共消滅日本兵500多人,在這場戰鬥里,張可宗用背上的大刀一共砍殺了8名日本兵。
  也就是在這場戰鬥中,張可宗親眼目睹了師長趙登禹壯烈殉國的一幕。身為132師特務團工兵營戰士的張可宗當時的主要任務是要保護師長、團長安全撤離。在撤離過程中,佟麟閣(時任副軍長)和趙登禹親自指揮,趙登禹一手拿槍,一手執大刀參與戰鬥,在途經大紅門時,遭遇伏兵,腿部中彈,佟麟閣也被機槍擊中頭部,兩位抗戰將領當場殉國。
  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,時年89歲的張可宗執意要讓記者看看他的傷口。“這個傷口就是我在保護師長、團長的時候,被日軍的流彈擊中留下的!”
  機槍手周普生:與日軍鏖戰一周
  周普生
  採訪時間/ 2010年12月21日
  近況/ 2011年9月20日去世
  周普生參加的部隊是國民黨第八十七軍第二十三師六十八團一營,入伍後他成為一名機槍連戰士,其所在部隊在湖北宜昌一個叫曹家範的地方進行3個月整訓後便投入了戰場。
  起初,周普生所在連隊的主要任務是打游擊,負責消滅小股日兵,遇到大部隊就撤。1943年12月,部隊進駐黃家大堡(音)後,周普生所在連隊奉命堅守陣地。
  1944年農曆正月初一,周普生所在部隊接令調往江西方向駐防,行至湖北石守境內時,遭遇敵人阻擊,連續交戰一個星期。在一個叫楊家廠的地方,第一個步兵連隊伍還沒有散開形成陣勢,就遭遇日軍的機槍掃射,只剩下20餘人。最後,3個步兵連只剩下1個。“有一個連,除了傳令兵、伙夫和連長外,全部陣亡。”就是在這次阻擊戰中,19歲的周普生被敵軍擊中腹部。2010年,第一次接受記者採訪的周普生掀開衣服讓記者看傷口,深陷的傷口像一條蛇一樣,緊緊地貼在老人的腹部。“每當變天的時候,這裡就會隱隱作痛。”周普生告訴記者。
  敢死隊長譚昆山:率隊攻陷日軍碉堡
  譚昆山
  採訪時間/ 2010年12月7日
  近況/ 健在
  譚昆山現年93歲,曾任敢死隊隊長,號稱譚猛子。他印象最深刻的戰鬥是,1939年3月,在上高會戰時端掉敵人的一個碉堡,“高安縣西北有一塊高地,當時正被日軍占領。駐軍大概有一個師,且設有碉堡。那個碉堡對我軍的進攻威脅非常大,如果不拿掉碉堡,根本無法攻下上高高地。”譚昆山說,此時已調任第五連代理連長的他,報名參加了軍部專門為攻下碉堡而成立的突擊隊,擔任突擊隊長。譚昆山受命挑選50名敢死隊員,每人發一把大刀,併進行一個星期的強化訓練。
  一個星期後的一天晚上,營長通知譚昆山,行動就在第二天凌晨1時開始。當晚12時,50名敢死隊員集中就餐休息。“為了拿下上高高地,上級已經安排榴彈炮連瞄準敵人的碉堡,我們的任務是先解決掉敵人的哨兵。”譚昆山帶著50名隊員匍匐前進,其間,有戰士不小心碰響了路中間的一個鐵桶,雙方開始交火。為了打掉一挺日軍控制的機關槍,譚昆山對來自河南的大個子老兵、班長郭占魁說,“老郭,如果我犧牲了,你就代替我的職務繼續指揮戰鬥。”譚昆山的交代被郭占魁拒絕,郭占魁帶著手榴彈,悄悄從高地左側向敵人的碉堡靠近,趁著敵人換彈夾之時,將手榴彈塞進炮眼。“一聲巨響之後,我看到郭班長的腸子都炸出來了。”
  此次戰鬥持續到第二天早晨,譚昆山清理戰場時發現,帶出來的50名敢死隊員,只剩下了19人,31人陣亡。
  侍衛官李守義:血戰小蚌埠
  李守義
  採訪時間/ 2010年3月16日
  近況/ 不詳
  李守義出生於1913年,《法制周報》記者2010年採訪他時,他已97歲。僅讀了一年中學的李守義參加了東北第三四方面聯合軍團模範隊(軍長張學良)。
  1928年,李守義親歷了皇姑屯事件,時年16歲的他留在營房看守宿舍時聽到了兩聲巨響,“一打聽,張大帥被日本人炸了,當時還沒有死,送到大帥府後才斷氣。”
  皇姑屯事件發生後,李守義進入東北論武(東北講武堂的過渡機構),在那裡結識了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特種兵團司令員、開國中將萬毅將軍,並與之義結金蘭。
  在李守義一生的抗戰經歷中,印象最深刻的戰鬥是“血戰小蚌埠”一役,這場戰爭就是毛主席在《論持久戰》一文中曾提到的小蚌埠爭奪戰。
  經過幾天的拉鋸戰後,李守義的連隊死傷過半,並奉命撤出陣地,“吃完早飯,營長命令我率一個排,攜3挺輕機槍,迅速接近敵人,反攻小蚌埠。”李守義領命後,帶領30多名士兵成散兵隊形向前躍進,日軍突然開火,平射炮和輕重機槍如潑水般射來,把李守義他們壓得抬不起頭來。這時,李守義又發現一個小隊的日軍從淮河堤岸迂迴過來,企圖把他們包圍殲滅。李守義急命全排改變方向朝日軍小隊佈陣防堵。這時敵人發現正在搖手指揮的李守義是個軍官,就命狙擊手對付他。正當李守義揮槍指揮士兵開火時,突然一顆狙擊彈射來,打中了李守義的右手掌,頓時血流如註。李守義仍然堅持指揮,不料左腳踝又中一彈。
  之後李守義被戰友抬下送往臨時戰地醫院治療,副排長代理指揮繼續戰鬥。
  報務員盧慶貽:發出衡陽會戰最後一電
  盧慶貽
  採訪時間/ 2010年10月27日
  近況/健在
  1938年11月13日,文夕大火後,盧慶貽與祖父一起回到湖南省湘潭縣薑畲鎮生活,併入讀當地的新群小學。1941年,年僅14歲的盧慶貽考入第十軍駐長沙的無線電速成班。結束半年在長沙的速成班訓練後,盧慶貽被分配至第十軍軍部通訊營無線電班,任少尉報務員。1942年冬天,盧慶貽隨部隊一起駐防衡山,後調到衡陽留守處,繼續從事報務工作。
  1943年11月,常德會戰爆發。駐防衡山的部隊馳援常德,由於盧慶貽是非戰鬥序列人員,此次沒有隨同部隊前往常德,仍堅守在衡山的電臺,與友軍保持通訊聯繫。常德會戰結束後,部隊再次回到衡山整訓,盧慶貽仍在這裡的電臺工作。
  他印象最深的抗日經歷是在衡陽會戰爆發後,47天的孤城記憶。1944年6月1日,駐防在衡陽外圍的部隊逐步調入衡陽城,參加衡陽保衛戰。盧慶貽等人奉命進入衡陽後,擔負著軍部與外界的通訊聯繫工作。電臺共有4個報務員,每6小時一個班,24小時輪流值班。盧慶貽每天負責發報和接收電報,47天內經他手發出去的電報無數,但這些電報都講了一些什麼,作為普通報務員的盧慶貽始終不知道。盧慶貽稱,衡陽會戰的最後一電,是經自己之手發往重慶的。電文的內容,盧慶貽在發出電報的三天后,從重慶出版的《大公報》上讀到了方先覺軍長的“最後一電”。盧慶貽發出“最後一電”後,和軍部所有官兵一樣被日軍俘虜了。他和另外的300餘人一起,被集中關到衡陽城裡的天主教堂。
  幾天后,一小股日軍押著盧慶貽等被俘的十軍戰士,往零陵方向走。在走了幾天后,來到零陵一個偏僻的山村,兩名戰俘奪了鬼子的槍,把鬼子殺了,大家紛紛逃命,毫無目的地轉了兩三天后,他最後到達武岡74軍的駐地獲救。之後,盧慶貽再次回到第十軍,並隨部隊調往陝西城固縣整訓,直到1945年8月15日,日軍投降。
  自衛隊長粟駿:親手炸死兩名日本兵
  粟駿
  採訪時間/ 2013年11月23日
  近況/健在
  粟駿,1912年出生於長沙縣。1939年1月,第一次長沙會戰打響後,粟駿在瀏陽普跡新兵連訓練兩個月後,開赴醴陵,編入陸軍十九師補充團開赴前線作戰。一年後的1940年1月,他成為陸軍九十九師司令部軍需處的一名上士文書,被派往衡陽雞窩山某司令部通訊處擔任譯電科少尉書記員。做了一年後,粟駿再次換崗,成為高魁元師長的警衛員,6個月後任二九五團一營三連少尉排長。
  1941年農曆八月中旬湘北會戰期間,粟駿作為中尉排長親自帶隊,參與了三連徐姓連長組織的戰鬥,是年農曆十一月十三日,徐連長戰死,粟駿也在一次堵塞敵人強渡盧陵潭的戰鬥中,被日軍的迫擊炮炸中頭部。
  他印象最深刻的抗日經歷是,1944年6月回到家鄉成為抗日自衛隊隊長期間,在家鄉親手炸死兩名日本鬼子。“進入秋天后,日本鬼子打撈隊活動猖狂,青山鄉麻林自衛隊的陳重林要我合作,去麻林上邊早耕壩打游擊。當時鬼子打撈隊有40多人,我們與陳重林的隊伍合起來有60人,按人數完全可以打敗日本鬼子的。”粟駿告訴記者,這一仗,聯合自衛隊犧牲了一名戰士。
  當天下午2時,有人報告粟駿,說分途打撈的鬼子有一隊來到了蝴蝶灣一帶,在磚土坡搶東西,鬼子只有4人,“剛剛在上午痛失一名戰友的自衛隊員,聽說有4名鬼子鑽進了口袋,當即群情振奮。”粟駿說。自衛隊隊伍埋伏在磚土坡後山,粟駿與另一名隊員各執一顆手榴彈從低溝里投進,正好落在鬼子的竈上,有兩名鬼子當場死亡,另外兩名沒有被炸到的鬼子則趁亂逃走。這一次突襲,除了殺死兩個鬼子外,還繳獲了三八式步槍兩支,增強了自衛力量。
  偵察兵陳楚軍:與敵人激烈巷戰
  陳楚軍
  採訪時間/2011年2月15日
  近況/於2013年2月14日去世
  陳楚軍,湖南寧鄉人,出生於1921年,1940年春,其兄被抓壯丁,家人考慮要讓有手藝的哥哥留在家裡養活一家人,兩兄弟躲在廁所里換了衣服,陳楚軍代替哥哥陳勝軍踏上了從軍之路。
  入伍後,陳楚軍進入國民黨長岳師管區學兵大隊,經過簡單的集訓後,其所在部隊開往廣東,駐防在英德、高要一帶,後由於經常無緣無故被打,陳楚軍與另外兩名湖北兵從部隊逃了出來,跑到廣寧縣一個鄉公所里,但很快再次被抓壯丁,編入國軍第六十四軍一五九師。該軍主要活動於山高林密的廣東西南,並向廣西雲頭、木術(均為音)移動,與日軍進行游擊戰,並最終移動至貴州,最後到達雲南騰衝。
  在騰衝,陳楚軍成為一名偵察兵,被派到敵後偵察情況,不幸被俘。已經對當地風俗民情有所瞭解的他,機智地裝成啞巴巧妙地脫險回到部隊。1944年初的一天,陳楚軍和另外3人組成的便衣偵察隊,渡過怒江進入騰衝外圍進行偵察。被日軍發現後,一名戰友被打死,另一名戰友成功脫逃,陳楚軍和另外一人被抓。
  時間稍長後,看管的日本兵逐步放鬆了對陳楚軍二人的警惕,在一天被派去挑井水時,兩人鑽進濃密的稻田中逃脫。1944年5月,騰衝戰役正式打響。中國遠征軍第二十集團軍所轄第五十三軍、第五十四軍5個師強渡怒江,連克高黎貢山及騰北馬面關、界頭、瓦甸等處。9月10日,陳楚軍的衛士排被安排參與巷戰。“我當時是一名機槍手,從南城突圍進入市區後,與敵人展開了激烈巷戰。有一次,我們發現在一堵炸毀的殘牆根下,躺著一名‘死’了的日本兵,正當我們準備近前看個仔細時,這個裝死的日本兵突然一躍而起,端著明晃晃的刺刀,向我刺來。”陳楚軍說,當時情況十分危急,自己根本來不及應對,所幸的是,旁邊的戰友反應快,一刺刀就結果了鬼子。事後,陳楚軍發現自己的手和額頭已經被鬼子的刺刀挑破了皮。
  遠征軍王飛黃:雪峰山戰役與日軍肉搏
  王飛黃
  採訪時間/ 2010年12月10日
  近況/於2013年7月16日去世
  王飛黃出生於1919年,曾經是湖南邵陽縣杉木橋鄉知名土秀才,參加過緬甸遠征軍,帶領3個尖刀連參加戰鬥,親眼見證戴安瀾師長遇日軍伏擊受傷,參加了河口戰役、貴柳會戰、雪峰山會戰、湘西大會戰等多次抗日戰役,左臂受傷。
  2010年,《法制周報》記者採訪他時,王飛黃將衣服脫下來給記者看。在老人的左肩上,長出了一個與肩胛極不相稱的肉砣。王飛黃艱難地用右手指著這個肉砣介紹,這是在雪峰山戰役中與日軍肉搏時受傷的。
  “在和敵人拼刺刀的時候,對方也打得沒有辦法了,作困獸鬥。我們一團的人把他們包圍起來,其中的一個鬼子要跑,被我追上了,他就揮刀砍到我的左肩上。我痛得大叫,但仍繼續追。把鬼子消滅後,我被送到了陸軍第八醫院住院,慢慢地恢復了,但留下了這麼一個肉砣。”
  印象最深刻的戰鬥發生在遠征緬甸期間。王飛黃說,在日軍伏擊戴安瀾將軍前,他所在的尖刀連剛剛經過那裡。“尖刀連衝鋒過一條河後,日軍伏擊在那裡,但沒有打我們,而在等戴將軍隨後過來時專門打擊他們。”
  結束在遠征軍的抗日行動後,王飛黃隨著廖耀湘的部隊乘飛機回到國內,參加雪峰山會戰。
  “我們當時配的全部是美式裝備。從左翼右翼包圍敵人,部隊散得很開,猛烈進攻,那一下子日軍死得很多。王飛黃說,他端著一挺美式輕機槍,一下子就掃射50多個鬼子,死傷的不計其數。”王飛黃當年接受記者採訪時說,“至今記憶深刻的事情有兩件:一是鬼子們餓得很厲害,抓來的牛來不及殺,就從牛屁股上割肉下來吃;第二件事就是當地的婦女們特別仇恨鬼子。”
  經過長達將近兩個月的浴血戰鬥,雪峰山會戰最終以日軍戰敗而結束,這也是抗日戰爭的最後一次會戰。(法制周報)
(編輯:SN18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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