傢俱店

左：張可宗；右：周普生(資料圖)
左：譚昆山；右：李守義(資料圖)

左：盧慶貽；右：粟駿(資料圖)
左：陳楚軍；右：王飛黃(資料圖)
　　老兵故事再現抗日曆史
　　記住他們就是記住歷史
　　本報首席記者 朱春先 文/圖
　　抗戰老兵，他們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，擔當起了保家衛國的責任，用鮮血抵禦外辱。從2010年開始，《法制周報》記者通過走訪全國各地健在的抗戰老兵，挖掘了他們當年英勇抗日的故事，搶救留存了抗戰老兵的口述歷史。
　　近40位老兵的抗戰回憶，真實還原了戰場上日軍的凶殘與抗日戰士的英勇，真實的浴血抗日故事感動著後來人，如今這些口述史也成為了重要的歷史文物。
　　在舉國紀念“七七事變”77周年之際，本報以圖文互動的方式，擷取最具代表性的幾位抗戰老兵的鐵血抗日曆史，再現當年的感人瞬間。
　　大刀英雄張可宗：一天砍殺8名日本兵
　　張可宗
　　採訪時間/ 2010年3月3日
　　近況/ 於2012年4月15日去世
　　七七事變爆發前，張可宗是二十九軍一三二師二十八旅六八四團團長韓永順的隨從，駐扎河間府，其主要任務是負責傳達上級的命令。張可宗所在部隊是後來令日軍聞之色變的大刀團，曾熱播的電視劇《大刀》，就是根據當時的那段歷史改編的。“父親那個時候打仗，都是一手拿槍，一手拿刀”，張可宗的兒子張家衛，在2010年陪同父親接受《法制周報》記者採訪時自豪地說。
　　1937年7月7日，盧溝橋事變爆發後，駐防河間的一三二師奉命開赴北京南苑作戰。7月28日，張可宗所在旅由師長趙登禹帶領，從河間開往靜海縣，在滄州麻場姚馬渡小藥鋪與敵人交火，“趙登禹師長帶頭扛著大刀沖向敵人，團長則一把搶走我的大刀，緊跟師長衝鋒。我自己還背著一柄大刀，提著兩支手槍在後保護團長。”張可宗回憶說，這場戰鬥一直打到夜裡10時，共消滅日本兵500多人，在這場戰鬥里，張可宗用背上的大刀一共砍殺了8名日本兵。
　　也就是在這場戰鬥中，張可宗親眼目睹了師長趙登禹壯烈殉國的一幕。身為132師特務團工兵營戰士的張可宗當時的主要任務是要保護師長、團長安全撤離。在撤離過程中，佟麟閣(時任副軍長)和趙登禹親自指揮，趙登禹一手拿槍，一手執大刀參與戰鬥，在途經大紅門時，遭遇伏兵，腿部中彈，佟麟閣也被機槍擊中頭部，兩位抗戰將領當場殉國。
　　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，時年89歲的張可宗執意要讓記者看看他的傷口。“這個傷口就是我在保護師長、團長的時候，被日軍的流彈擊中留下的！”
　　機槍手周普生：與日軍鏖戰一周
　　周普生
　　採訪時間/ 2010年12月21日
　　近況/ 2011年9月20日去世
　　周普生參加的部隊是國民黨第八十七軍第二十三師六十八團一營，入伍後他成為一名機槍連戰士，其所在部隊在湖北宜昌一個叫曹家範的地方進行3個月整訓後便投入了戰場。
　　起初，周普生所在連隊的主要任務是打游擊，負責消滅小股日兵，遇到大部隊就撤。1943年12月，部隊進駐黃家大堡(音)後，周普生所在連隊奉命堅守陣地。
　　1944年農曆正月初一，周普生所在部隊接令調往江西方向駐防，行至湖北石守境內時，遭遇敵人阻擊，連續交戰一個星期。在一個叫楊家廠的地方，第一個步兵連隊伍還沒有散開形成陣勢，就遭遇日軍的機槍掃射，只剩下20餘人。最後，3個步兵連只剩下1個。“有一個連，除了傳令兵、伙夫和連長外，全部陣亡。”就是在這次阻擊戰中，19歲的周普生被敵軍擊中腹部。2010年，第一次接受記者採訪的周普生掀開衣服讓記者看傷口，深陷的傷口像一條蛇一樣，緊緊地貼在老人的腹部。“每當變天的時候，這裡就會隱隱作痛。”周普生告訴記者。
　　敢死隊長譚昆山：率隊攻陷日軍碉堡
　　譚昆山
　　採訪時間/ 2010年12月7日
　　近況/ 健在
　　譚昆山現年93歲，曾任敢死隊隊長，號稱譚猛子。他印象最深刻的戰鬥是，1939年3月，在上高會戰時端掉敵人的一個碉堡，“高安縣西北有一塊高地，當時正被日軍占領。駐軍大概有一個師，且設有碉堡。那個碉堡對我軍的進攻威脅非常大，如果不拿掉碉堡，根本無法攻下上高高地。”譚昆山說，此時已調任第五連代理連長的他，報名參加了軍部專門為攻下碉堡而成立的突擊隊，擔任突擊隊長。譚昆山受命挑選50名敢死隊員，每人發一把大刀，併進行一個星期的強化訓練。
　　一個星期後的一天晚上，營長通知譚昆山，行動就在第二天凌晨1時開始。當晚12時，50名敢死隊員集中就餐休息。“為了拿下上高高地，上級已經安排榴彈炮連瞄準敵人的碉堡，我們的任務是先解決掉敵人的哨兵。”譚昆山帶著50名隊員匍匐前進，其間，有戰士不小心碰響了路中間的一個鐵桶，雙方開始交火。為了打掉一挺日軍控制的機關槍，譚昆山對來自河南的大個子老兵、班長郭占魁說，“老郭，如果我犧牲了，你就代替我的職務繼續指揮戰鬥。”譚昆山的交代被郭占魁拒絕，郭占魁帶著手榴彈，悄悄從高地左側向敵人的碉堡靠近，趁著敵人換彈夾之時，將手榴彈塞進炮眼。“一聲巨響之後，我看到郭班長的腸子都炸出來了。”
　　此次戰鬥持續到第二天早晨，譚昆山清理戰場時發現，帶出來的50名敢死隊員，只剩下了19人，31人陣亡。
　　侍衛官李守義：血戰小蚌埠
　　李守義
　　採訪時間/ 2010年3月16日
　　近況/ 不詳
　　李守義出生於1913年，《法制周報》記者2010年採訪他時，他已97歲。僅讀了一年中學的李守義參加了東北第三四方面聯合軍團模範隊(軍長張學良)。
　　1928年，李守義親歷了皇姑屯事件，時年16歲的他留在營房看守宿舍時聽到了兩聲巨響，“一打聽，張大帥被日本人炸了，當時還沒有死，送到大帥府後才斷氣。”
　　皇姑屯事件發生後，李守義進入東北論武(東北講武堂的過渡機構)，在那裡結識了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特種兵團司令員、開國中將萬毅將軍，並與之義結金蘭。
　　在李守義一生的抗戰經歷中，印象最深刻的戰鬥是“血戰小蚌埠”一役，這場戰爭就是毛主席在《論持久戰》一文中曾提到的小蚌埠爭奪戰。
　　經過幾天的拉鋸戰後，李守義的連隊死傷過半，並奉命撤出陣地，“吃完早飯，營長命令我率一個排，攜3挺輕機槍，迅速接近敵人，反攻小蚌埠。”李守義領命後，帶領30多名士兵成散兵隊形向前躍進，日軍突然開火，平射炮和輕重機槍如潑水般射來，把李守義他們壓得抬不起頭來。這時，李守義又發現一個小隊的日軍從淮河堤岸迂迴過來，企圖把他們包圍殲滅。李守義急命全排改變方向朝日軍小隊佈陣防堵。這時敵人發現正在搖手指揮的李守義是個軍官，就命狙擊手對付他。正當李守義揮槍指揮士兵開火時，突然一顆狙擊彈射來，打中了李守義的右手掌，頓時血流如註。李守義仍然堅持指揮，不料左腳踝又中一彈。
　　之後李守義被戰友抬下送往臨時戰地醫院治療，副排長代理指揮繼續戰鬥。
　　報務員盧慶貽：發出衡陽會戰最後一電
　　盧慶貽
　　採訪時間/ 2010年10月27日
　　近況/健在
　　1938年11月13日，文夕大火後，盧慶貽與祖父一起回到湖南省湘潭縣薑畲鎮生活，併入讀當地的新群小學。1941年，年僅14歲的盧慶貽考入第十軍駐長沙的無線電速成班。結束半年在長沙的速成班訓練後，盧慶貽被分配至第十軍軍部通訊營無線電班，任少尉報務員。1942年冬天，盧慶貽隨部隊一起駐防衡山，後調到衡陽留守處，繼續從事報務工作。
　　1943年11月，常德會戰爆發。駐防衡山的部隊馳援常德，由於盧慶貽是非戰鬥序列人員，此次沒有隨同部隊前往常德，仍堅守在衡山的電臺，與友軍保持通訊聯繫。常德會戰結束後，部隊再次回到衡山整訓，盧慶貽仍在這裡的電臺工作。
　　他印象最深的抗日經歷是在衡陽會戰爆發後，47天的孤城記憶。1944年6月1日，駐防在衡陽外圍的部隊逐步調入衡陽城，參加衡陽保衛戰。盧慶貽等人奉命進入衡陽後，擔負著軍部與外界的通訊聯繫工作。電臺共有4個報務員，每6小時一個班，24小時輪流值班。盧慶貽每天負責發報和接收電報，47天內經他手發出去的電報無數，但這些電報都講了一些什麼，作為普通報務員的盧慶貽始終不知道。盧慶貽稱，衡陽會戰的最後一電，是經自己之手發往重慶的。電文的內容，盧慶貽在發出電報的三天后，從重慶出版的《大公報》上讀到了方先覺軍長的“最後一電”。盧慶貽發出“最後一電”後，和軍部所有官兵一樣被日軍俘虜了。他和另外的300餘人一起，被集中關到衡陽城裡的天主教堂。
　　幾天后，一小股日軍押著盧慶貽等被俘的十軍戰士，往零陵方向走。在走了幾天后，來到零陵一個偏僻的山村，兩名戰俘奪了鬼子的槍，把鬼子殺了，大家紛紛逃命，毫無目的地轉了兩三天后，他最後到達武岡74軍的駐地獲救。之後，盧慶貽再次回到第十軍，並隨部隊調往陝西城固縣整訓，直到1945年8月15日，日軍投降。
　　自衛隊長粟駿：親手炸死兩名日本兵
　　粟駿
　　採訪時間/ 2013年11月23日
　　近況/健在
　　粟駿，1912年出生於長沙縣。1939年1月，第一次長沙會戰打響後，粟駿在瀏陽普跡新兵連訓練兩個月後，開赴醴陵，編入陸軍十九師補充團開赴前線作戰。一年後的1940年1月，他成為陸軍九十九師司令部軍需處的一名上士文書，被派往衡陽雞窩山某司令部通訊處擔任譯電科少尉書記員。做了一年後，粟駿再次換崗，成為高魁元師長的警衛員，6個月後任二九五團一營三連少尉排長。
　　1941年農曆八月中旬湘北會戰期間，粟駿作為中尉排長親自帶隊，參與了三連徐姓連長組織的戰鬥，是年農曆十一月十三日，徐連長戰死，粟駿也在一次堵塞敵人強渡盧陵潭的戰鬥中，被日軍的迫擊炮炸中頭部。
　　他印象最深刻的抗日經歷是，1944年6月回到家鄉成為抗日自衛隊隊長期間，在家鄉親手炸死兩名日本鬼子。“進入秋天后，日本鬼子打撈隊活動猖狂，青山鄉麻林自衛隊的陳重林要我合作，去麻林上邊早耕壩打游擊。當時鬼子打撈隊有40多人，我們與陳重林的隊伍合起來有60人，按人數完全可以打敗日本鬼子的。”粟駿告訴記者，這一仗，聯合自衛隊犧牲了一名戰士。
　　當天下午2時，有人報告粟駿，說分途打撈的鬼子有一隊來到了蝴蝶灣一帶，在磚土坡搶東西，鬼子只有4人，“剛剛在上午痛失一名戰友的自衛隊員，聽說有4名鬼子鑽進了口袋，當即群情振奮。”粟駿說。自衛隊隊伍埋伏在磚土坡後山，粟駿與另一名隊員各執一顆手榴彈從低溝里投進，正好落在鬼子的竈上，有兩名鬼子當場死亡，另外兩名沒有被炸到的鬼子則趁亂逃走。這一次突襲，除了殺死兩個鬼子外，還繳獲了三八式步槍兩支，增強了自衛力量。
　　偵察兵陳楚軍：與敵人激烈巷戰
　　陳楚軍
　　採訪時間/2011年2月15日
　　近況/於2013年2月14日去世
　　陳楚軍，湖南寧鄉人，出生於1921年，1940年春，其兄被抓壯丁，家人考慮要讓有手藝的哥哥留在家裡養活一家人，兩兄弟躲在廁所里換了衣服，陳楚軍代替哥哥陳勝軍踏上了從軍之路。
　　入伍後，陳楚軍進入國民黨長岳師管區學兵大隊，經過簡單的集訓後，其所在部隊開往廣東，駐防在英德、高要一帶，後由於經常無緣無故被打，陳楚軍與另外兩名湖北兵從部隊逃了出來，跑到廣寧縣一個鄉公所里，但很快再次被抓壯丁，編入國軍第六十四軍一五九師。該軍主要活動於山高林密的廣東西南，並向廣西雲頭、木術(均為音)移動，與日軍進行游擊戰，並最終移動至貴州，最後到達雲南騰衝。
　　在騰衝，陳楚軍成為一名偵察兵，被派到敵後偵察情況，不幸被俘。已經對當地風俗民情有所瞭解的他，機智地裝成啞巴巧妙地脫險回到部隊。1944年初的一天，陳楚軍和另外3人組成的便衣偵察隊，渡過怒江進入騰衝外圍進行偵察。被日軍發現後，一名戰友被打死，另一名戰友成功脫逃，陳楚軍和另外一人被抓。
　　時間稍長後，看管的日本兵逐步放鬆了對陳楚軍二人的警惕，在一天被派去挑井水時，兩人鑽進濃密的稻田中逃脫。1944年5月，騰衝戰役正式打響。中國遠征軍第二十集團軍所轄第五十三軍、第五十四軍5個師強渡怒江，連克高黎貢山及騰北馬面關、界頭、瓦甸等處。9月10日，陳楚軍的衛士排被安排參與巷戰。“我當時是一名機槍手，從南城突圍進入市區後，與敵人展開了激烈巷戰。有一次，我們發現在一堵炸毀的殘牆根下，躺著一名‘死’了的日本兵，正當我們準備近前看個仔細時，這個裝死的日本兵突然一躍而起，端著明晃晃的刺刀，向我刺來。”陳楚軍說，當時情況十分危急，自己根本來不及應對，所幸的是，旁邊的戰友反應快，一刺刀就結果了鬼子。事後，陳楚軍發現自己的手和額頭已經被鬼子的刺刀挑破了皮。
　　遠征軍王飛黃：雪峰山戰役與日軍肉搏
　　王飛黃
　　採訪時間/ 2010年12月10日
　　近況/於2013年7月16日去世
　　王飛黃出生於1919年，曾經是湖南邵陽縣杉木橋鄉知名土秀才，參加過緬甸遠征軍，帶領3個尖刀連參加戰鬥，親眼見證戴安瀾師長遇日軍伏擊受傷，參加了河口戰役、貴柳會戰、雪峰山會戰、湘西大會戰等多次抗日戰役，左臂受傷。
　　2010年，《法制周報》記者採訪他時，王飛黃將衣服脫下來給記者看。在老人的左肩上，長出了一個與肩胛極不相稱的肉砣。王飛黃艱難地用右手指著這個肉砣介紹，這是在雪峰山戰役中與日軍肉搏時受傷的。
　　“在和敵人拼刺刀的時候，對方也打得沒有辦法了，作困獸鬥。我們一團的人把他們包圍起來，其中的一個鬼子要跑，被我追上了，他就揮刀砍到我的左肩上。我痛得大叫，但仍繼續追。把鬼子消滅後，我被送到了陸軍第八醫院住院，慢慢地恢復了，但留下了這麼一個肉砣。”
　　印象最深刻的戰鬥發生在遠征緬甸期間。王飛黃說，在日軍伏擊戴安瀾將軍前，他所在的尖刀連剛剛經過那裡。“尖刀連衝鋒過一條河後，日軍伏擊在那裡，但沒有打我們，而在等戴將軍隨後過來時專門打擊他們。”
　　結束在遠征軍的抗日行動後，王飛黃隨著廖耀湘的部隊乘飛機回到國內，參加雪峰山會戰。
　　“我們當時配的全部是美式裝備。從左翼右翼包圍敵人，部隊散得很開，猛烈進攻，那一下子日軍死得很多。王飛黃說，他端著一挺美式輕機槍，一下子就掃射50多個鬼子，死傷的不計其數。”王飛黃當年接受記者採訪時說，“至今記憶深刻的事情有兩件：一是鬼子們餓得很厲害，抓來的牛來不及殺，就從牛屁股上割肉下來吃；第二件事就是當地的婦女們特別仇恨鬼子。”
　　經過長達將近兩個月的浴血戰鬥，雪峰山會戰最終以日軍戰敗而結束，這也是抗日戰爭的最後一次會戰。(法制周報)
（編輯：SN182）